滲透於日常內外的奇思狂想:關於華建强的圖像叨絮

文∕王聖閎

 研習水墨或膠彩等東亞繪畫系統的學院藝術家,往往特別能夠體會繪畫歷史的繁重沈痾,以及過去和當下視域交錯所帶來的恍惚之感。而媒材背後所對應的傳統美學體系,也往往如引力强大的星體令年輕創作者難以拿捏出適當的距離:離得太遠,免不了被星體的重力拖甩而出,進而與其他類別的藝術實踐無異。過於靠近,則難保不被傳統(包括其所嵌結的符號機制、美感形式的經營規律,乃至氛圍與品味的體現系統)吸納捲入,進而失去模塑自身創作軌跡的可能性。這裡頭纏繞糾結的難解困境,過去其實已有太多評述意見的討論交鋒,簇繁不及備載。但再多理念或關鍵字的創發建構,恐怕都比不上偶有一或兩位年輕創作者具體從視覺語彙面向所進行的風格突圍。

正是在這些前提下,華建强的作品成為令人難以忽視的重要參照點。然而其或樸拙或華麗的畫作之所以顯得新穎有趣,原因並不僅只於他能夠擺脫傳統工筆技藝的單純操演,或者文人雅致情趣的耽溺複製,更不只是因為他徹底避開了昔日美展作品中常見的某種溫情主義式的畫面營造。華建强的「新」其實有不少值得探究的意義,必須從其日常經驗與創作脈絡之間的關連談起。

一般來說,創作者選擇水墨或膠彩這類傳統繪畫類型的初衷,經常是來自對媒材特性的深刻認同。例如顏料材質本身專有的層次感與色彩效果,或者因其獨特製作工序而衍生的生活形態與工作模式——這個選擇有時也是對某種潛在品味的展露和傾靠。而在學院教育中,如今教授這些傳統的老師多半也已理解,不可能將學生侷限在一個相對緩慢的創作成長曲線中;要求他們以數十年之力,先求古典技藝之精通再求創新。但所謂的創新,往往也只是對現代性經驗某種程度的「讓步」;縱使刻意强調從周遭生活及寫生基礎出發,畫作內容經常還是形式元素被刻意揀選後的真空世界。典型者如排除過多人造建物或科技產物,使之依舊符合媒材本身專擅於自然景致描繪的純化風景或變形(無論是實景還是心境的刻畫)。此類折衷主義態度最負面的影響,便是一種將鄉野山林之情趣,直接等同於東方精神的侷限視野,進而讓年輕創作者在傳統形式語彙與其生活實況相互扞格的狀態下,將自身日常經驗任意屏蔽,並僅僅擷取、變造極為片段的部分,淺薄地比賦那些能與傳統美學相互融通的微小剖面。不諱言地說,這類創作即使在形式層面上能有所突破,多半也談不上有趣。

對許多觀者而言,華建强的異想仙境之所以讓人感到耳目一新,主要是他對現代生活中,從衣著、電器、交通工具到公共建設等各種物事率直的刻畫描繪,以及從古樸典雅的傳統美感轉向宛如嘉年華場景一般的畫面氛圍營造。而其誇張又充滿故事性的內容情節也頗令人感到親切,毫無距離。但這些從題材、人物造型到構圖型制等面向的有意識選取,其實也能視為華建强本人對前述美術教育窠臼的一種隱性批評與回應。因為藝術家自己便是在那過去與當下的斷裂夾縫中,逐步擠身而出的實踐者。換言之,倘若我們仔細對照藝術家早期參加美展時的膠彩作品,與今日頗具代表性的眾仙搬演風格,便能體會這裡頭所存在的偌大鴻溝,也可以更具問題意識地看待藝術家所嘗試拋出的圖像發展軌跡。

從2004年的「High仙洲」、2005年的「升仙超世」、2007年的「新仙花形」一直到此次於也趣畫廊的最新個展,華建强已清楚發展出一整套風格化的個人符號世界,以幫助他記述各種在日常生活中浮現的狂思奇想:譬如早期〈師者,所以馴獸也〉對於教職身份的體悟,〈亞當與夏娃的紅蘋果之爭〉、〈美人魚的報復〉等幾件作品對經典故事的改編,或者近期的「臭小孩」系列對知名流行歌曲與偶像劇的挪用變造,他的作品內容主要都是針對一些再平凡不過的瑣細軼事抒發其淺顯直白的立即感觸。就過去學院偏好嚴謹議題的傳統眼光來看,如此的表現手法不免有被批評為故事插圖,同時缺乏深刻內容的疑慮。(在筆者與藝術家的簡短訪談中,華建强也曾提及初進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時,於各種評圖場合所遭致的類似質疑。)但藝術家對此種「看圖說故事」的莫名堅持,其實也可看作是對以往常見的深度詮述模式的軟性抵抗。如同與他年紀相仿的其他年輕創作者,華建强也試圖為其創作尋找一個儘管看似輕盈,但總能安穩、恰切地與日常生活相互銜接的適當位置。而藝術家所找到的正是一種不會夾雜太多言外之意的「短評」,一種頗為類似我們每日觀看電視新聞時不免品頭論足、與親友互相交換簡短意見的說話方式。甚至,藝術家從不掩飾他那叨叨絮絮,意圖在每幅畫作背後填滿其「生活眉批」的評議姿態。

這種「生活眉批」式的話語經常處於直觀而尚待反芻整理的含糊狀態,它們往往游離在感性認同與理性反思之間,卻構成吾人對於世上所有紛擾繁雜之事物的初階觀感。近者如台灣在地時時刻刻存在的社會現象與文化徵候,遠者如某非洲小國的糧食或種族問題、抑或歐洲龐大難解的貨幣政策與債務危機。這些「淺理解」有時在人們不同的知性偏好中,被進一步追蹤審思而積累成確切的深刻知識。有時則始終保持浮動狀態,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社交攀談之際的過場話題。例如2008年的「神仙坐騎」系列,華建强以各種昂貴的知名汽車品牌來替這些神仙座駕命名。而畫中人物面目貪婪可憎的神態,自然是諷喻人們在「職場升遷、政治位階等等勾心鬥角之權勢謀略樣貌」。又如2009年的「臭小孩」系列,藝術家透過對小孩哭鬧而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粗鄙形象,指陳時下年輕男女視生小孩為畏途的社會現象。抑或在「無重力世代」系列中,藝術家僅以線條勾勒輪廓而不敷染任何膚色的方式,讓人物與畫面背景一致。搭配空洞盲目的神情與隨處可見的菜市場姓名,藉此暗示年輕世代普遍經濟拮据、困頓、總是缺乏方向感的失重狀態。扼要地說,這些作品背後的敘事皆如上述平鋪直述的文字一般,沒有夾纏任何晦澀的寓意。但作為一種極為主觀而不特意修飾的個人式感想,華建强的嬉遊式圖像無疑迴避了過往著重精粹凝聚的意義表述方式;若以傳統繪畫類別的方式來比喻,這位年輕創作者無疑是用抒情暢意的冊頁小品,來與那無論在構圖、造型經營、企圖心等各方面,挹注畫家所有功夫才情的嚴謹山水巨構相對峙。筆者以為,或許除了圖像本身的逗趣親切,這些「淺理解」的感悟同樣拉近了作品與觀者之間的距離,因為這正是閒話家常的基本形式。我們不妨說,藝術家的根本用意並不在於觀者的折服讚嘆,而是與之輕鬆對談——儘管華建强總是不厭其煩地為這些生活絮語,層疊塗染各式豐富繽紛的外貌。

從「新仙花形」起,華建强因為於國外駐村的機會漸增,而在膠彩原料取得及攜帶皆不易的情況下,他開始嘗試壓克力顏料作為替代。譬如此次於也趣藝廊所展出的「小人物」系列,即是於紐約、法國及中國桂林等地的駐村創作。儘管缺乏膠彩原先細膩的特有光澤,但他依然維持甚至愈加突顯了裝飾性的色彩配置及繁複的構圖模式,這反而讓人更能理解其基本語彙為何,也顯示出一種不拘泥於單一媒材的還原性態度:繪畫即是繪畫,儘管它們彼此確實有著相異的技藝史與各自深厚的美學體系,但重點終究是如何藉由它展示與他人判然有別的主體化脈絡。這是華建强的作品能與其他近年逐漸嶄露頭角之年輕繪畫創作者放在一起討論,而非閉鎖在某個特殊真空脈絡的主要原因。

進一步地說,華建强的圖像叨絮沒有學院藝術家常見「說理過多而作品難以承載」的弊病。其毫不避諱的坦率語調反倒讓藝術家自身的日常生活紋理清晰可見,而不是被牽强附會的理論知識、修辭概念所遮蔽。由於繪畫(無論是油彩、壓克力、水墨還是膠彩)確實是當代創作者重新整梳各種媒體經驗、感官記憶及圖像思考的絕佳實踐類別,它其實是一項能具體銘刻創作者如何處置並觀視自身主體化軌跡的有效媒介。也就是說,它不僅是藝術家據以表述其世界觀的透光鏡,它本身也能良好地扮演折衝、調解藝術家與其生活世界的中介嵌結。特別是工序複雜並講究耐心施做的繪畫類別,其緩慢而綿長的製作過程總是涉及繪者從外在感知到內在意識等各個層面的調整部署——繪畫總是一種關乎創作主體如何自我治理的特殊實踐。也因此,筆者認為評判年輕繪畫創作者好壞的一項可能標準,是作品本身便必須展露它如何據實銜接創作者與其生活世界兩造之縫隙的深刻意涵。換言之,繪畫在這裡應該被重新理解為一種「行動—履踐」,從中我們能看到藝術家驅策並改造著自我的基本生活姿態;繪畫並不止是單純的圖像構作或通達某個異想世界的觀景窗。

由此觀之,華建强現有的創作成果,其實早已替他自己揭示了不少值得繼續開展的豐富面向:例如「小人物」系列中,幾張描繪他於法國所經歷之文化衝擊的〈成年禮〉,儘管人物造型誇張依舊,但相較過去總是必須藉由景物氛圍之搭配,以烘托其內心或寂寥或哀愁的手法,這幾件作品言簡意賅地解嘲出真實無比的自我圖像。其中所夾纏的種種矛盾、焦慮、顢頇或恍惚,儘管如畫作中的繽紛色彩一般,總是以炫惑又輕盈的方式相互摻混,但這樣的奇思狂想卻已開始喚引前所未有的鮮明身影。這種更為深刻的自傳性,將會是華建强未來創作中格外值得關注的部分。